2026年10月16日至18日，我跟随重庆市潼南杨闇公研究会到遵义开展红色研学，参观了娄山关、遵义会议会址、红军山等地方。此次研学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红军山上的红军坟。

         从娄山关的硝烟记忆里下来，走过遵义会议会址那栋灰白小楼，最后登上红军山的石阶时，脚步反而比前两日更沉。小龙山上松柏静默，纪念碑后方台阶尽头，一座青石圆坟前立着“红军坟”三个字，坟前那尊红军卫生员铜像的脖颈上挂着褪色的红绸，脚踝处被摸得锃亮。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——锃亮的地方，那是无数双手年复一年摸出来的。

         1935年1月，红军长征到达遵义，有位年轻的红军卫生员，待老百姓如亲人，医术精湛，药到病除。红军卫生员如“神医”的事迹在当地百姓中广为传颂。一天夜晚，他翻山越岭为患伤寒的乡亲治病。第二天回来时，部队已紧急转移，他在追赶部队途中，不幸被敌人杀害。乡亲们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悄悄地掩埋了他的遗体，因不知这位红军小战士的姓名，只好在墓碑上刻了“红军坟”三个字，后来人们亲切地称他为“小红”，还把他作为“红军菩萨”来祭拜。敌人闻讯后曾多次毁坟，群众自发与敌人斗智斗勇保护了坟墓。1953年“红军坟”迁入红军山烈士陵园，并根据流传中美丽善良的女红军卫生员形象塑了铜像。1965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原校长、老红军钟有煌带领学员从重庆野营拉练到遵义。听到“红军坟”的来历后，忆及当年他在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任军医，当该团撤离遵义开始“四渡赤水”时，二营卫生员龙思泉因外出为群众看病没能随部队转移，一直下落不明。钟有煌怀着对战友的深切思念，在遵义市有关部门的协助下，经多方反复考证，最终确认“红军坟”里长眼的正是他的战友——龙思泉，男，中共党员，广西百色人，自幼随父习医，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，后随红军长征到达遵义，1935年1月19日牺牲时年仅18岁。

         让我心头一颤的，是讲解员转述的一句话。一位老人带着孩子祭拜时，旁人祈祷“菩萨显灵”，老人却轻声对孩子说：“‘红军菩萨’是好人，当年他救过我的命，我们拜他是为了感谢他，记住他。”“红军坟”三个字，恰恰因为无名，才装得下一座城对一个普通战士最朴素也最重的记认。他不是因为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被记住的。

         这让我想到了杨闇公，杨闇公牺牲时二十九岁，留下的是“我的头可断，志不可夺”的决绝。龙思泉没有留下这样的豪言，他留下的是一个药箱、一座土坟，和百姓冒死护坟的脚步。两种牺牲，一种底色：把人民放在自己前面，人民就会把他放在时间前面。

         从娄山关到红军山，遵义这片土地教会我的，不是记住了多少场战斗的番号，而是看清了一件事：真正的纪念从来不在碑的高度，而在后来者是否愿意弯下腰，去做让人们满意的事情，去做让人们记住的事情，去摸一摸那双被千万人摸亮的脚。作为杨闇公故土上来的人，我带着闇公的精神而来，又在红军坟前确认了同一种分量——信仰最朴素的形态，就是为眼前的人多留一步。这一步，龙思泉没有迈过去追赶部队，却迈进了遵义人代代相传的香火里。我们这些后来者要做的，不过是把这条路接着走下去。

• 中国法学会会员

•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

• 重庆市律师协会第七届理事会文化建设委员会委员

• 重庆市律师协会第八届理事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

• 重庆市九龙坡区律师工作委员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主任

• 重庆唐氏文化交流中心常务副会长、青年人才委员会主任

• 重庆市潼南杨闇公研究会副会长